回家,不需要理由

男人出差那天,小城开始下雪。百年不遇的大雪,下了整整半个月。

男人忙完公差,急匆匆往回赶。他要在距家二百公里远的省城下火车,然后转乘公共汽车。男人兴冲冲去售票处,却被告知因为大雪,所有开往那个小城的公共汽车,都已经停运。男人只好住在旅店,却坐卧不安。相比遥远的旅程,二百公里仿佛近在咫尺。现在,他被困在了家门口。

男人给女人打电话。他说不通车了,回不去。女人说得多久?男人说不知道……这鬼天气。女人说没事,你在那里住下,通了车再回来……每天给我打个电话就行。男人说嗯……只能这样了。放下电话,男人掏出钱包,打开,静静地看女人的照片。

那时还是清晨。奇冷。男人站在旅店厚厚的窗帘后面,心急如焚。

小城夜里又下了雪。很大。雪地里刚刚被踩出的窄路,再一次被大雪掩平。已经凌晨了,女人还没有睡。她坐在沙发上,不停按动着遥控器。风尖着嗓子从窗外光秃秃的树梢间溜过,女人就坐不住了。她走到窗口。她想,他那里,冷不冷?

有人敲门。急急的,却文质彬彬。那是男人独有的节奏和气质。女人冲过去,咋一声,怎么现在回来了?就开了门。果然,男人站在门外,挺得笔直,咧开嘴笑。他围一条大红的围巾,落了满身的雪。男人像一位从天而降的圣诞老人。

女人给男人拍打身上的雪,接过他沉沉的旅行包,递给他一双棉布拖鞋,把他冰冷的手捂在手心里。女人说怎么现在回?通车了?男人说没,全世界都没通车。女人说那你怎么回来的?男人说飞,我飞回来了。

他当然不是飞回来的。男人拦下一辆出租车,开出了很高的价钱。司机说你给多少钱都没用,半路上雪太大,路边护栏都被埋了。男人说你别管,你只管开车,开到不能再开为止。司机说那你不是被扔在半路了?男人说没事,剩下那点路,我自己走回去。

出租车蹒跚到距小城十里远的地方,终于一步也挪不动了。男人下了车,背着旅行包,往家的方向走。天很冷,雪很深,风很大。雪粒盘旋着,让他睁不开眼。有一段时间,男人更像是在雪地里爬。记不清走了多长时间,记不清摔了多少跤,终于,男人看到了家的灯光。他笑了。他知道女人在等他。

男人并没有马上回家。他在楼道里,呆立了至少十分钟。他想让自己的体力恢复一些,变得脸色红晕,神采奕奕。他不想让女人看到他狼狈的样子。

女人一边给男人做饭,一边听男人自豪地讲这些。今夜的女人慌乱不堪,她一会儿冲进浴室,看洗澡水热了没有;一会儿直奔卧室,把空调开得再暖一些。女人说你傻啊,你真是傻啊。眼角就突然湿了,想擦,却腾不出手。于是女人撒了娇,将几滴泪,蹭上男人的背。

男人吃饱了,洗了澡,打着幸福的嗝。女人说为什么一定要回?男人说知道你一个人在家,晚上会怕的。女人说都这么多天了,还在乎再多几天?男人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早答应过你,生日这天,我刷碗的。女人噗嗤笑了,他说你在雪地里走了十多里路,摔了无数个跟头,就为了回家刷碗?说得男人也糊涂了。好像,所有的理由,全都站不住脚。男人就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你。我就是想回来。一秒钟,都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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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丁香盛开

她临盆前的几小时下起了雪。

晚餐后,他生了一炉火。壁炉里燃起熊熊火光,他在壁炉前盘腿坐了一会,一面添加木头,一面看着火花跃动,火焰周围带着—圈蓝光,令人昏昏欲睡。屋外,白雪在黑暗中持续飘落,在街灯光束的映照下,既静谧,又明亮、厚实。等到他起身往窗外一看,他们的车已经变成街角的一座白色小山丘,先前印在车道上的脚印已被填满,不见踪迹。

他拍去手上的灰烬,坐到妻子身旁。她双脚垫在靠枕上,肿胀的脚踝交叠。一本斯波克医生的《育儿宝典》四平八稳地摆在她肚子上。他看着她,心中顿时充满挚爱与惊叹:她是他的妻子,他们的宝宝即将诞生,离预产期只有三个星期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宝宝,而他俩结婚才一年。

他抬高她的一只脚,裹在浅蓝色袜子里的脚细腻而肿胀。他用手轻柔地按摩。她脚后跟的跗骨强劲有力,脚掌骨和趾骨隐藏在肌肤之下,密密相叠的肌肉仿佛是把即将展开的扇子。静悄悄的屋子里充满了她的呼吸声。她的脚温暖了他的双手,他脑海中浮现出骨头的完美、隐秘与匀称。在他眼里,怀孕的她显得美丽而脆弱,苍白的皮肤上隐约可见细微的蓝色血管。

怀孕过程非常顺利,医生也没有给出什么限制。尽管如此,他已好几个月没有跟她燕好。他发现自己只想保护她,抱她上楼、替她盖被子、帮她端布丁等等,“我不是病人,”她每次都笑着抗议,“也不是你在草坪上发现的雏鸟。”虽说如此,他的关爱其实令她非常开心。有时他醒来看着沉睡中的她,她的眼睫毛轻轻眨动,胸脯缓慢而平稳地起伏,一只手伸到一旁,小巧得能让他完全握住。

她小他十一岁。一年前,他与她初次相逢。当时是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天气阴沉,他到市区的一家百货商店买领带,刚好看到她乘电扶梯上楼。三十三岁的他刚搬到肯塔基州的列克星顿。她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仿佛美景般亮丽,一头金发在脑后盘成优雅的髻,珍珠在她颈部与耳际闪闪发光。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毛外套,肌肤澄净而洁白。他踏上电扶梯,推开人群往上走,力图让她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她走到四楼的内衣与丝袜柜台,他试图跟随她前进。穿过一排排挂满内衣的货架,件件衣物散发出柔软的光泽,有位穿白领天蓝色外套的售货员小姐走上来,微笑着询问他需要什么服务。他说想找件睡袍,同时双眼不停地在货架间搜寻,直至看到她的金发及深绿色的身影为止。她微微低头,露出洁白优美的颈线。“我想帮住在新奥尔良的妹妹买件睡袍。”他当然没有妹妹。

售货小姐离开,不久后拿了三件质地结实的绒布睡袍过来。他漫不经心地挑选,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拿起最上面那件。售货小姐说有三种尺寸,下个月还有更多颜色可供挑选。但他已经走到货架之间,手臂上搭着那件珊瑚色的睡袍。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焦急地越过其他顾客朝她走去。

她正在看一沓昂贵的丝袜,丝袜细致的色彩映着光滑的玻璃柜台闪闪发亮:灰褐、天蓝,还有暗沉的红栗。她绿色外套的衣袖扫过他的袖口,他闻到她的香水,气味淡雅却弥漫各处,好像他以前在匹兹堡学生宿舍窗外浓密、洁白的紫丁香花办。当年他住在地下室,低矮的窗户外面一片灰暗,总是蒙上钢铁工厂的煤灰,但到了春天紫丁香盛开,洁白与淡紫的花办紧贴着窗面,香气如同光线般飘进室内。

他清清喉咙,几乎难以呼吸。他举起天鹅绒睡袍,但柜台后面的店员正在讲笑话,没有注意到他。他又清清喉咙,这下她才不耐烦地瞄了他一眼,然后点点头,对方手里拿着三包薄薄的丝袜,仿佛是大张的扑克牌。

“抱歉,阿舍小姐先来的。”店员冷淡而傲慢地说。

他们的目光再度相逢,她的双眸犹如她的外套一般深绿,他看了深感震慑。她上下打量着他:考究的斜纹软呢大衣,胡子刮得千干净净,脸颊通红,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饶有兴趣地笑笑,略为高傲地指指他手臂上的睡袍。

“买给夫人的”她问。他注意到她带着一丝优雅的肯塔基州口音。在这个仕绅望族所组成的城市中,这些特点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只在这里住了六个月,他已经明白这一点。“琼,没关系,”她转头对店员说,“先帮他结账吧。这位可怜的男士置身成堆的蕾丝之中,肯定感到不知所措。”

“帮我妹妹买的。”他对她说,极力想扭转先前给人的坏印象。他在这里经常犯错,讲话不是太直接,就是太坦率,老是得罪人。睡袍从他手臂中滑落到地上,他弯下腰拾起,脸红得跟玫瑰花似的。她的手套平摆在玻璃柜台上,光溜溜的双手轻轻交握在一旁。他窘迫的模样似乎让她心软,因为当他再度迎上她的目光时,她的双眸流露出和蔼的光芒。 他再试一次。“对不起,我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赶时间。我是医生,到医院快迟到了。”

她的微笑随即起了变化,表情渐渐严肃起来。

“原来如此,”她边说边转头面对店员,“琼,真的没关系,请先帮他结账。”

她答应他的邀约,同时用娟秀的字迹写下了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她从小学三年级就学会写一手好字。班上的老师以前是修女,谆谆告诫学生们写字的艺术。她对大家说,每个字都有形状,而且形状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大家必须将之表现得完美无缺。这个八岁、瘦小白皙、日后将穿上一袭绿色大衣、成为他妻子的小女孩,用她细小的手指紧握着笔,独自在房间里练习草体,直到写出行云流水般优雅的字迹为止。日后听到这件往事时,他想象她的头低垂在台灯下,手指费劲地紧握着笔,心里不禁佩服她的毅力、对美的执著,以及她对师长的信赖。但那天他对这些往事一无所知,那天他把小纸片放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巡视一间又一间病房,只记得字母在她笔下流淌而出,组合成她完美的姓名。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她,第二天晚上请她出去吃饭,三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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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是金钱

“成功的秘诀,”报上照片中一个正在接受奖章的商人说,“就是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我来说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我早就破产了。

多想时间的问题毫无益处,因为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我们既不能想像时间的开端,又无法设想它的终结。它在任何一端都没有尽头——无论是在我们之前,还是在我们之后。

在时间方面,没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的习惯。迟到的人总是迟到,提早到的人总是早到。尽管我也讨厌自己的这个习惯,但我是个经常迟到的人。我曾几千遍发誓要改,但我从未改过,就像减肥一样,愿望对我的行为没有丝毫影响。正如超重一样,迟到也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

很难理解一个像我这样时间观念淡薄的人,为什么还非得把自己的手表精确到秒。我想确切地知道自己迟到了多久。我出门总是太晚,并总是低估到达某个地方所需的时间。如果你认为我至少偶尔会早到一回,那你就错了。

既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那就让我们想想我们是否将一生的时间排得更满,并因此活得更充实了。我们现在有各种可以为我们节省时间的机器。比起在汽车、火车和飞机出现以前,我们现在旅行得更远也更快,并因此节省了不少时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为了开车去某地而在路上花的一小时正是我们在没有汽车的时代不会花的时间。我们因为什么地方都不去而节省了时间。还有一些节省时间的机器却要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在计算机上浪费的时间很有可能比它为我们节省的时间多。

荒唐的是,谁都希望时间能放慢。我们讨厌时间飞逝,或不知它的去向。我们总想度过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们很清楚在“美好的时光”中时间会比在“痛苦的时光”中过得更快。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时间过得慢些,就应该每天寻求痛苦的时光。

我们常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尽管我们确实经常不愿意看到时间飞逝,但是我们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怎样都无法让时间加快的不愉快场合。

当我开车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当夏天,我每个星期都要经历两回无聊而漫长的旅行。我做梦都想要一辆游艇那么长、前排宽敞得能坐下两个司机的卡车。

“如果到了就告诉我。”我如此嘱咐他们后就能好好休息了。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坐在方向盘后面想着:“天哪,还有两个小时,我受不了了。”但接着,我往往又会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快到要去的地方了。我不知道在之前的两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自己想过任何事情,也没发现任何经过我脑子的东西。我为不用再开车而高兴,但同时也为浪费了两个小时没有思考任何问题而烦恼。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流走的。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直到回头看时才知道它已没了。我们的日常习惯耗费了我们大多数的时间,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用思考就自动会完成的事,那些我们每天都做,甚至每天做十几次的事。尽管你不可能总是坐着思考时间怎样流逝,但如果你能不时留意一下它是被怎么度过的,那么时间可能就不会过得那么快。

在造物主给人们的所有坏习惯中,每24小时就需要睡7小时这一习惯是最糟糕的。睡掉我们四分之一的生命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但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总有一天他们会造出某种可以缩短人们睡觉时间的药片。

生活中充满了浪费时间的事情,清晨的广播节目就很费时间。我很喜欢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收听唐·伊马斯的节目,可当我到达办公室前必须要思考该写点什么时,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因为听伊马斯而不曾想过写作的问题。

电视或许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最浪费时间的东西。我总是无法抵挡诱惑,坐在客厅花一小时看一些我无法忍受的东西。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说:“到底为什么我会浪费一个小时来看这个呢?”我真希望我们可以向电视讨还浪费在它上面的时间。

那些在推车里放了20件要买的东西,却排在“10件物品以下快速通道”收银队伍中的人也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他们不仅在购物车里放了太多东西,而且常常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并因此增加了他们从排在队伍后面的人身上偷去的时间。当收银员把经理叫来核准支票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只能站着浪费时间。

我并不确定每天早上把时间用在读报上是否值得。通过了解一些在遥远的国度中发生的可怕而我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我是在帮助自己呢,还是在帮助世界?我不是国会议员,我不是总统,我也不是五角大楼的将军——我又为什么要花时间了解阿富汗,或哪个国家是伊朗,哪个国家是伊拉克呢?

电话是偷时间的东西。它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的远距离联络方式,但大多数电话的时间都太长了。如果你必须要说的话超过两分钟,那就应该写信。

在路上碰到一些不太熟的朋友也可能浪费时间。我经常被一些在路上停下来问我近况如何的人惹恼。他们想知道我妻子和孩子怎么样了。这些人拿来浪费时间的语言千篇一律:“你上哪儿哪?”“现在怎么样了?”或者“有什么新鲜事吗?”

开会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我从未见过任何会议不是花费两倍于它应该花费的时间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唐·休伊特说,如果你有很多会议,那么你的节目就会做得像开会。

我惟一能节省时间的办法就是对人粗鲁。每当我和对方都已经在电话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事情并开始闲聊时,我就打断对方。

当我想到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10岁时读过的一首小诗:

后退,向后退,时间依旧飞逝

让我再次回到童年,就在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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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儿子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忽然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他奇怪地问我:“妈妈,你怎么不说‘好可怜哦’!”

我正往卖水果的地方张望,考虑买哪家的橘子,就顺口说:“好可怜哦!”

他又说:“咱们后面楼上的那个小孩,就是整天跑步的那个,他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我继续说:“好可怜哦!”然后开始挑选橘子。

买好后,我顺手递给他一个。他却不接。

又走了几步,他突然像鼓足了勇气似的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妈,你会和爸爸离婚吗”

我坚决地摇摇头说:“不会的。你放心吧!”

可是,他不放心。继续追问说:“如果离呢如果离了,你会要我吗”

看着他认真的表情,我不好再敷衍,就问:“你呢你愿意跟谁呢”

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我当然愿意跟妈妈!”

我搂着他细弱的肩膀,坚决地点点头说:“儿子,妈妈也绝对会要你!妈妈可不会把你丢给后娘。”

儿子放心地笑了,主动要了一个橘子吃。

橘子只吃了一半,他忽然像才想起一件大事似的问:“妈妈,我跟你,可以带一个人吗”

我很好笑。这小家伙,怎么假戏真唱了呢于是我说:“好吧,允许你带一个人。你想带谁”

他说:“我喜欢奶奶。我想带奶奶。”

我装作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允许你带奶奶。”

他开心地笑了一下,忽然又说:“把爷爷也带上吧!爷爷不会做饭,得跟着奶奶。”

我再装作思索的样子,他在一旁不放弃地求我,我终于郑重地点点头说:“好吧!把爷爷奶奶都带上。”

儿子非常开心。痛快地吃余下的橘子。快到家时,他突然又说:“妈妈,我还想带一个人。”

“这次不能再带了。”我想不出他还会带谁,就拒绝了他的想法。

“妈妈,求求你带上他吧!”儿子着急地说。

“好吧!你还想带谁呀”我有些不耐烦地问。

“带上爸爸吧!他一个人过多可怜呀!”儿子终于说。

“哈哈哈!”我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全然不顾招来周围许多人诧异的目光。

“把你爸爸带上,怎么算是你刚才说的离婚呀!”我几乎笑得喘不上气。

儿子却没笑,也毫不理会我的问题,他还在求我带上他的爸爸。

我边笑边说:“好吧好吧!带上你的爷爷奶奶,带上你的爸爸,咱们一起过!”

儿子这次完全放心了,他说:“妈妈,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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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是禽兽的或人类的社会,从前都是暴力造成霸主,现在却是仁德造成贤君。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鹫,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它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有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它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作为水禽界里爱好和平的君王,它敢于与空中的霸主对抗,它等待着鹰来袭击,不招惹它,却也不惧怕它。它的强劲的翅膀就是它的盾牌,它以羽毛的坚韧、翅膀的频繁扑击对付着鹰的嘴爪,打退鹰的进攻。它奋力的结果常常是获得胜利。而且,它也只有这一个骄傲的敌人,其他善战的禽类没一个不尊敬它。它与整个的自然界都是和平共处的:在那些种类繁多的水禽中,它与其说是以君主的身份监临着,毋宁说是以朋友的身份看待着,而那些水禽仿佛个个都俯首帖耳地归顺它。它只是一个太平共和国的领袖,是一个太平共和国的首席居民,它赋予别人多少,也就只向别人要求多少,它所希冀的只是宁静与自由。对这样的一个元首,全国公民自然是无可畏惧的了。

天鹅的面目优雅,形状妍美,与它那种温和的天性正好相称。它叫谁看了都顺眼。凡是它所到之处,它都成了这地方的点缀品,使这地方美化,人人喜爱它,人人欢迎它,人人欣赏它。任何禽类都不配这样地受人钟爱:原来大自然对于任何禽类都没有赋予这样多的高贵而柔和的优美,使我们意识到它创造物类竟能达到这样妍丽的程度。那俊秀的身段、圆润的形貌、优美的线条、皎洁的白色,婉转的、传神的动作,忽而兴致勃发、忽而悠然忘形的姿态,总之,天鹅身上的一切都散布着我们欣赏优雅与妍美时所感到的那种舒畅,那种陶醉,一切都使人觉得它不同凡俗,一切都描绘出它是爱情之鸟〔爱情之鸟〕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爱神维纳斯是用天鹅拉车的。。古代神话把这个媚人的鸟说成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父亲〔天下第一美女的父亲〕在古希腊传说里,美女海伦是勒达和一只天鹅孕育的,那只天鹅是宙斯的幻形。,一切都证明这个富有才情与风趣的神话是很有根据的。

我们看见它那种雍容自在的样子,看见它在水上活动得那么轻便,那么自由,就不能不承认它不但是羽族里第一名善航者,并且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航行术的最美的模型。可不是吗,它的颈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圆圆的,就仿佛是破浪前进的船头;它的宽广的腹部就像船底;它的身子为了便于疾驰,向前倾着,愈向前就愈挺起,最后翘得高高的就像船舳;尾巴是道地的舵;脚就是宽阔的桨;它的一对大翅膀在风前半张着,微微地鼓起来,这就是帆,它们推着这艘活的船舶,连船带驾驶者一起推着跑。

天鹅知道自己高贵,所以很自豪;知道自己美丽,所以很自好。它仿佛故意摆出它的全部优点:它那样儿就像是要博得人家赞美,引起人家注目。而事实上它也真是令人百看不厌的,不管是我们从远处看它成群地在浩瀚的烟波中,和有翅的船队一般,自由自在地游着;或者是它应着召唤的信号,独自离开船队,游近岸旁,以种种柔和、婉转、妍媚的动作,显出它的美色,施出它的娇态,供人们仔细欣赏。

生命的旋律天鹅天鹅既有天生的美质,又有自由的美德:它不在我们所能强制或幽禁的那些奴隶之列〔它不在我们所能强制或幽禁的那些奴隶之列〕被囚禁的天鹅经常是忧郁的,沙砾会伤它的脚,它费尽心机要逃走、要飞掉,如果它每次换毛时不剪短它的翅膀,它就会真的飞走。。它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我们的池沼里,如果它不能享受到足够的独立,使它有奴役俘囚之感,它就不会逗留在那里,不会在那里安顿下去。它要任意地在水上遍处遨游,或到岸旁着陆,或离岸游到水中央,或者沿着水边,来到岸脚下栖息,藏到灯芯草丛中,钻到最偏僻的港湾里,然后又离开它的幽居,回到有人的地方,享受着与人相处的乐趣──它似乎是很欢喜接近人的,只要它在我们这方面发现的是它的居停和朋友,而不是它的主子和暴君。

天鹅在一切方面都高于家鹅一等,家鹅只以野草和籽粒为生,天鹅却会找到一种比较精美的、不平凡的食料。它不断地用妙计捕捉鱼类,它做出无数的不同姿态以求捕捉的成功,并尽量利用它的灵巧与气力。它会避开或抵抗它的敌人:一只老天鹅在水里,连一匹最强大的狗它也不怕,它用翅膀一击,连人腿都能打断,其迅疾、猛烈可想而知。总之,天鹅似乎是不怕任何暗算、任何攻击的,因为它的勇敢程度不亚于它的灵巧与气力。

驯天鹅的惯常叫声与其说是响亮的,毋宁说是浑浊的,那是一种哮喘声,十分像俗语所谓的“猫咒天”,古罗马人用一个谐声字“独楞散”〔“独楞散”〕即拉丁文Drensant,出自动词drensare,“(天鹅)鸣叫”的意思。表示出来,听着那种音调,就觉得它仿佛是在恫吓,或是在愤怒。古人之能描写出那些和鸣锵锵的天鹅,使它们那么受人赞美,显然不是拿一些像我们驯养的这种几乎喑哑的天鹅做蓝本的。我们觉得野天鹅曾较好地保持着它的天赋美质,它有充分自由的感觉,同时也就有充分自由的音调。可不,我们在它的鸣叫里,或者说在它的嘹唳里,可以听得出一种有节奏、有曲折的歌声,有如军号的响亮,不过这种尖锐的、少变换的音调远抵不上我们的鸣禽的那种温柔的和声与悠扬朗润的变化罢了。

此外,古人不仅把天鹅说成为一个神奇的歌手,他们还认为,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做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地、悲伤地、凄黯地构成它自己的丧歌。他们又说,人们可以听到这种歌声,是在朝暾初上、风浪既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还看到许多天鹅唱着自己的挽歌,在音乐声中气绝了。在自然史上没有一个杜撰的故事,在古代社会里没有一则寓言比这个传说更被人赞美、更被人重述、更被人相信的了,它控制了古希腊人的活泼而敏感的想像力:诗人也好,演说家也好,乃至哲学家,都接受着这个传说,认为这事实实在太美了,根本不愿意怀疑它。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杜撰这种寓言,这些寓言真是可爱,也真是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史实之上,对于敏感的心灵来说,这都是些慰藉的比喻。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成语:“这是天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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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澄澈如水

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以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但这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可能就写不出《史记》;皇权专制就是好,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牢骚满腹的诗篇;甚至奴隶制也不坏,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长城、筑皇陵?……而且,为了让这些才子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让楚怀王、汉武帝、始皇爷爷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车,动力越大,牵引力就会越大——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就会收获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国人。

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是由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在我看来,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那么,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长城也许雄伟壮丽,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故宫和颐和园也许幽深似海,但作为人类罪恶的象征,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着脓血和眼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拉开了距离“审美”。充其量是坏事里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赞美。就像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但不能因此赞美强奸;流氓将一个少年的腿打断,使他没有资格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捐躯”,但不能因此颂扬“打断腿”;一恶棍无端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犯生活作风问题,但不能因此炫耀说:“还是阉割好哩!”……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干脆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楼;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也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服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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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朝节的纪念

农历二月十二日,是百花出世的日子,为花朝节。节后十日,即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从1894年起,是先母任载坤先生的诞辰。迄今已九十九年。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举人。早年为同盟会员,奔走革命,晚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思想开明,主张女子不缠足,要识字。母亲在民国初年进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毕业。同年,和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在开封结婚。
家里有一个旧印章,刻着“叔明归于冯氏”几个字。叔明是母亲的字。以前看着不觉得怎样,父母都去世后,深深感到这印章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家族的繁衍,一代又一代来到世上扮演各种角色,为社会做一点努力,留下了各种不同色彩的记忆。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在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狭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希腊文明是在奴隶制时兴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隶,可以让自由人充分开展精神活动。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像古希腊。在父母那时代,先生专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来湿手,饭来张口。古人形容夫妇和谐用举案齐眉几个字,实际上就是孟光给梁鸿端饭吃,若问“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应该是做好饭以后。

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经常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1964年父亲患静脉血栓,在北京医院卧床两个月。母亲每天去送饭,有时从城里我的住处,有时从北大,都总是第一个到。我想要帮忙,却没有母亲的手艺,父亲暮年,常想吃手擀的面,我学做过几次,总不成功,也就不想努力了。
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其实母亲的才能绝不只限于持家。母亲毕业于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曾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她有一双外科医生的巧手,还有很高的办事能力。外科医生的工作没有实践过,但从日常生活中,从母亲缝补、修理的功夫可以想见。办事能力倒是有一些发挥。

50年代初至1966年,母亲做居民委员会工作,任北大燕南、燕东、燕农、镜春、朗润、蔚秀、承泽、中关八大园的主任。曾为家庭妇女们办起装订社、缝纫社等。母亲不畏辛劳,经常坐着三轮车来往于八大园间。这是在家庭以外为社会服务,她觉得很神圣,总是全心全意去做。居委会成员常在我家学习。最初贺麟夫人刘自芳、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等都是成员。后来她们迁往城内,又有吴组缃夫人沈淑园等参加。50年代有一次选举区人民代表,不记得是哪一位曾对我说,“任大姐呼声最高”。这是真正来自居民的声音。
我心中有几幅图像,愈久愈清晰。

一幅在清华园乙所,有一间平台加出的房间,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母亲常在其中办事或休息。一个夏日,三面窗台上摆着好几个宽口瓶和小水盆,记得种的是慈姑。母亲那时大概不到四十岁,身着银灰色起蓝花的纱衫,坐在房中,鬓发漆黑,肌肤雪白。常见外国油画有什么什么夫人肖像,总想怎么没有人给母亲画一幅。

另一幅在昆明乡下龙头村。静静的下年,泥屋、白木桌、携我坐在桌前,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父亲从城里回来,点说这是一幅乡居课女图。龙头村旁小河弯处有一个小落差,水的冲力很大。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母亲把一家人的衣服装在箩筐里,带着我和小弟到河边去。还有一幅图像便是母亲弯着腰站在欢快的流水中,费力地洗衣服,还要看着我们不要跑远,不要跌进河里。近来和人说到洗衣的事,一个年轻人问,是给别人洗吗?还没到那一步,我答。后来想,如果真的需要,母亲也不怕。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往往有极刚强的一面,能使丈夫不气馁,能使儿女肯学好,能支撑一个家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孔夫子以为女人难缠,其实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来形容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倒很恰当,不过她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罢了。

母亲六十二岁时患甲状腺癌,手术后一直很好。从60年代末患胆结石,经常大发作,疼痛,发烧,最后不得不手术。那一年母亲七十五岁。夜里推进手术室,父亲和我在过厅里等,很久很久,看见手术室甬道那边推出一辆平车,一个护士举着输液瓶,就像一盏灯。我们知道母亲平安,仍能像灯一样给我们全家以光明,以温暖。这便是那第四幅图像了。握住母亲的手时,我的一颗心落在腔子里,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仍是操劳家务,真没有过一天清闲的日子。她总是说,你们专心做你们的事。我们能专心做事,都因为有母亲,操劳一生的母亲!

1977年9月10日左右母亲忽然吐血,拍片后确诊为肺门静脉瘤。当时小弟在家,我们商量说,母亲虽然年迈,病还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可延误。在奔走医院的过程中,受到许多白眼。一家医院住院部一位女士说,“都83岁了,还治什么!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可以说,母亲的病没有得到治疗,发展很快。最后在校医院用杜冷丁控制疼痛,人常在昏迷状态。一次忽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俯身问什么要挤水,母亲睁眼看我,费力地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滴在母亲脸上。

母亲没有让人多伺候,不过三周便抛弃了我们。当时父亲还在受审查,她走时很不放心,非常想看个究竟,但她拗不过生死大限。她曾自我排解说,知道儿女是好的,还有什么别的可求呢。10月3日上午六时三刻,我们围在母亲床前,眼见她永远阖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再不能睡在母亲身边讨得那样深的平安感了;我们的家从此再没有春天和太阳了。我们的家像一叶孤舟忽然失了掌舵的人,在茫茫大海中任意漂流。我和小弟连同父亲,都像孤儿一样不知漂向何方。

因为政治形势,亲友都很少来往。没有足够的人抬母亲下楼,幸亏那天来了一位年轻的朋友,才把母亲抬到太平间。当晚哥哥自美国飞回,到家后没有坐下,立刻要“看娘去”,我不得不告诉他母亲已去。他跌坐在椅上,停了半晌,站起来还是说“看娘去”。

父亲为母亲撰写了一付挽联:“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自己一半的消失使父亲把一切都看透了。以后母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父亲卧室里。每年春节,父亲必率领我们上香。如此凡十三年。直到1990年初冬那凄惨的日子,父母相聚于地下。又过了一年,1991年冬我奉双亲归窆于北京万安公墓。一块大石头作为石碑,隔开了阴阳两界。

我曾想为母亲百岁冥寿开一个小小的纪念会,又想到老太太们行动不便最好少打扰,便只就平常的了解或电话上交谈,记下几句话。
姨母任均是母亲最小的妹妹,姨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时,表弟妹们读住宿小学,周末假日接回我家,由母亲照管。姨母说,三姐不只是你们一家的守护神,也是大家的贴心人。若没有三姐,那几年我真不知怎么过。亲戚们谁没有得过她关心照料?人人都让她费过心血。我们心里是明白的。

牟决鸣先生已是很久不见了。前些时打电话来,说:“回想起在北大居住的那段日子,觉得很有意思。任大姐那时是活跃人物,她做事非常认真,总是全力以赴。而且头脑总是很清楚。”

在昆明时赵萝蕤先生和我家几次为邻居。那时她还很年轻,她不只一次对我说很想念冯太太。她说在人际关系的战场上,她总是一败涂地当俘虏。可是和冯太太相处,从未感到战场问题。是母亲教她做面食,是母亲教她用布条打钮扣结。有什么事可以向母亲倾诉。记得在昆明乡下龙头村时,有一次赵先生来我家,情绪不大好,对母亲说,一位军官太太要学英语,又笨又俗又无礼,总问金刚钻几克拉怎么说,她不想教,来躲一躲。母亲安慰她,让她一起做家务事。赵先生走时,已很愉快。

另一位几十年的邻居是王力夫人夏蔚霞。现在我们仍然对门而居。夏先生说:“你千万别忘记写上我的话。我的头生儿子缉志是你母亲接生的。当时昆明乡下缺医少药,那天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半夜时分我遣人去请你母亲,冯先生一起来的,然后先回去了。你母亲留下照顾我,抱着我坐了一夜。次日缉志才出世。若没有你母亲,我和孩子会吃许多苦!像春天给予百花诞辰一样,母亲用心血哺育着,接引着。
亲爱的母亲的诞辰,是花朝节后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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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波伏瓦

20年前,1986年4月14日,西蒙娜·波伏瓦辞别了这个世界,享年78岁。

在萨特眼中,西蒙娜·波伏瓦是很漂亮的。而我一个东方人,怎么也看不出西蒙娜·波伏瓦好看在哪里。

我们对于波伏瓦的记忆意象,大抵是萨特,第二性,女权主义;再拓展一点,是“三重奏”,是“左派”,是自传体小说《名士风流》曾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没有多少人记得一个名叫德贾米拉·波巴查的人,与波伏瓦有什么关系。毕竟那是快要过去半个世纪的陈年旧事了。

在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中,是找不到德贾米拉·波巴查这个名字的;李亚凡所著的《波伏瓦——一位追求自由的女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一书最后,附了极其复杂的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表,围绕着以契约构成关系的波伏瓦与萨特两人的,共有15位男性女性,比钟表的时间节点还多出3个;这17个人之间构成了学生、养女、小情人、情人、初恋情人、同性恋、姐妹、表兄妹、夫妻、朋友等等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些盘根错节里不会有一位名叫德贾米拉·波巴查的姑娘,可德贾米拉·波巴查在波伏瓦人生生命的“意象”中,是那么重要。至少我以为。

德贾米拉·波巴查是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与法国的波伏瓦远隔千里、素昧平生。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属殖民地,早在1830年就被法国占领,1905年全部沦为殖民地;上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而重返政坛、令人尊敬的“法兰西守护神”戴高乐却是强硬派;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不少,所以当局出兵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保护法国侨民的借口。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波伏瓦与萨特,清醒地意识到施加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日,所以他们就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呼吁当局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与自由,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号召青年人拒绝征兵入伍。而右翼主政的当局,“诓骗舆论、钳制自由”,不仅出兵,还建立了集中营,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德贾米拉·波巴查就是集中营里酷刑的受害者。

1960年5月底,法国女记者吉泽尔·哈里米给波伏瓦打来电话,见面后讲述了德贾米拉·波巴查的遭遇和她出庭为之辩护的经历。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就因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德贾米拉·波巴查被送进了集中营;没想到的是,她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法国士兵的强,而后士兵为了取乐,竟然惨无人道地将可乐瓶子塞进姑娘的阴道里!不仅如此,德贾米拉还遭到种种酷刑的折磨,全身被烙伤,精神上更是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德贾米拉向报界披露了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遭遇,而更没想到的是,阿尔及利亚法院却就此对她进行了审判。女记者吉泽尔·哈里米出庭为她进行辩护,并想通过德贾米拉·波巴查案件唤醒法国人的良知,让更多的人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存状况,一起来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

哈里米深深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她需要寻求力量和支持,她想到了当时在法国最具声明和威望的波伏瓦。波伏瓦震惊于这样的案件,当即决定站出来,发出呐喊之声。波伏瓦在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报》上发表了呼吁文章,并且对阿尔及利亚法院提出推迟对德贾米拉审判的要求。一石击碎镜花水月,波伏瓦的文章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从知名人士到无名读者,纷纷投书加入了呐喊之列,谴责侵犯人权的罪行。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也在《快报》写了文章,支持波伏瓦的行动。波伏瓦和吉泽尔·哈里米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德贾米拉辩护;她们还亲自去见司法部长,要求官方对德贾米拉案件展开调查,对施加酷刑者绳之以法。

就这样,波伏瓦、哈里米和德贾米拉构成了为人权、自由和正义拼争的“三重奏”,这与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所构成的伴侣、情人和同性恋关系的“三重奏”是多么的不同!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阿尔及利亚法院想与德贾米拉进行私下交易,让她放弃对酷刑施加者的指控,她也因此得以释放。但德贾米拉断然拒绝。波伏瓦为德贾米拉案继续四处奔波;次年哈里米把整个案件写成了一本书,波伏瓦写了前言并且为了分担风险在书上署名;她们掌握了内阁部长等高官为处理该案件设置种种障碍的情况,及其犯罪的新证据,这一无声炸弹击中法国当局的要害,最终,阿尔及利亚法院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德贾米拉。

在德贾米拉案中,波伏瓦从纯道义出发,以她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战胜了非正义非人道。波伏瓦认识到,当一个人生活在不公正的世界里,仅仅诉诸于言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具体行动,以行动来谴责种种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德贾米拉事件,恰好是波伏瓦行动起来的一个契机。

从1955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爆发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在这漫漫7年长路里,波伏瓦和她的大哲学家伴侣萨特,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对殖民主义立场。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121人宣言》,宣言呼吁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服兵役,并宣告法国左派为争取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负有连带义务。这种表面看是“卖国主义”的行动,历史恰恰证明了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秘密军队扬言要灭掉“121人”,还真的在萨特住处投掷了炸弹炸毁了萨特与母亲同住的寓所,后又在波伏瓦公寓附近安置炸弹但未得逞。到了1971年,作为追求自由的精灵,波伏瓦又签名支持了堕胎自由化的《343人宣言》。“宣言中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透彻了那个一度人权飘摇的世界。

法国,是一个洋溢着知识分子人道关怀的国家。从伏尔泰思想行动的启蒙到左拉的“我控诉”行动,从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到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无不充溢着公共智识者的人间情怀。早在1955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十月一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回法国后不久她就发表了40万字的纪实报道《长征——中国随笔》,从其中对胡风案件的评述,可见波伏瓦对人性关怀的天性敏感;她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在刮”的胡风案件,对于“处置人”的错误,有着精准的质疑:“没有大的政治诉讼,有一个‘案子’——六年中惟一的一个,即胡风案件。它还没有得出结论,这就使它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它以一次文学争论开始,发展为对一个反革命阴谋的揭发,于是成了一场反对异端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的借口。发现阴谋的时机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关于一个‘集团’的假定,也同样不能以令人极为满意的方式说清事实。”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却真正点到了要害上;然而,中国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一位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又能怎么着呢?

波伏瓦与萨特,在那个时代,都是法国“左派”中的一分子。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能把众多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眼光向左——当然,这跟我们所经历的“极左”是两回事。萨特和波伏瓦对一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1957年12月,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的萨特,曾到法庭为阿尔及利亚人本·萨多克作证辩护。萨多克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萨特为萨多克辩护的核心意思是:“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曾说:“我并不是自愿让这场战争侵入到我的思想、我的睡眠、我的情绪中的。”但是,战争的推力确实促使了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人民事业”。“人民事业”当然就是左派知识分子要从事的事业;直到70年代,波伏瓦与萨特还走上巴黎的街头,叫卖左翼报刊《人民事业报》。

知识分子的激情是最可宝贵的。有意思的是,萨特、波伏瓦他们进行种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唱对台戏”激情行动,却并没有被为自己换来牢狱之灾。这当然得益于法国的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而“强硬派”戴高乐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他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爱玩就让他们玩去吧!

综观波伏瓦的一生,如果说早年是探索阶段,中年是著述阶段,那么晚年则是活动和战斗阶段;如果说她与萨特“契约式爱情”是情感的事,她的左派行动是意识的事,那么她为德贾米拉主持正义是灵魂的事。从稍微漫长一点的历史时空来回首,我们不难看到,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推敲、被时间淬火之后愈发闪光的,并不是“宏大叙事”的左派行动之大事,而是“枝梢末节”的救人一命之小事;不是“形而上”的意识之事,而是“形而下”的灵魂之事。为一个人“服务”的具体“小事”,才是真正不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太多的人只是热衷于非常容易办到的“全心全意为所有人服务”,从而没有一个人像波伏瓦那样站出来为“一个人”而竭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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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独一代遇到独二代

49岁的会计毛婉芬阿姨明年就要退休了。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时刻,却没有一丝清闲,反倒成了她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今年年初,她的独生儿子陈铭和媳妇方岚,为她添了一个孙女。正是从那天起需要她照顾的“孩子”增加到了三个一小孙女,还有陈铭和方岚。
“陈铭这孩子,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做爸爸了昵”在孙女出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毛阿姨的口头禅。不光是毛阿姨,连26岁的陈铭和24岁的方岚,也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俩已经孕育出了下一代。
毕竟,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城市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政策后出生的一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长大、成人,直至开始担负起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并承担应进尽的义务。
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陈铭、方岚这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虽已成年的他们仍习惯着上一代的照顾,却已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与他们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特殊身份:独生子女。
两代独生子女,带着各自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和弱点,在2l世纪初的当代终于相遇了。这是一幅有意思又特别的图景。
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生于1979年的陈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而妻子、1981年出生的方岚是他的师妹,前年考上了公务员,在区档案局工作。虽然在大学时就谈起了恋爱,但他们常说自己在没想结婚的时候结了婚,在没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用陈铭的话来说,是“父母觉得是时候了”。
虽然作了爸爸,但陈铭却说“没什么感觉”,因为自己的生活没太大变化。每天下班回来,照旧吃父母已经准备好了的热菜热饭,吃完了就去上网打游戏。方岚也是独生女,家务几乎不太会干,吃完饭,要么看看电视看看碟,要么上网聊聊天。
“说实话,孩子怎么带,我们一点也不会。”小夫妻俩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挺理直气壮的,“反正父母早就说了,有了孩子他们帮着带。我们也想趁父母身体好、带得动孩子的时候,早点生。了算了。”
其实陈铭和方岚像任何一个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妻一样,曾憧憬和想像过怎样养育好孩子,但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
“小孩好玩是蛮好玩的,可实在是太麻烦了!晚上一哭,你就要起来哄,尿布湿了,你就要起来换。热了冷了饿了饱了都要闹,太累了!”陈铭夫妇向很多人抱怨过孩子出生后的操劳,并说他们已无法忍受了。因为烦躁,陈铭还动手打过还是婴儿的女儿。
“也不能怪他们,家家都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哪家不是从小宠着惯着,也就别提做什么家务带孩子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妹妹是姐姐带大的,家务是兄弟姐妹分着做的。”毛阿姨多少有些无奈地说,“现在再让他们学这些,不太可能了。”
但目前毛阿姨最担心的还不是儿子儿媳能不能学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有某种陌生感。
毛阿姨说起一件小事,有个周末她和陈铭一起带孙女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她在医生检查的空当上了趟卫生间,而陈铭则坐在检查室外打着掌上游戏机等候。回来的时候,毛阿姨远远听见医生喊让家长进去把孩子抱走。待她走进门内,却看见陈铭呆呆地看着床上并排的三个孩子——原来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其他时候也是,亲戚朋友来看望孩子时,他就站在那里,转眼又去打游戏了,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毛阿姨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深深叹了口气,身边一岁不到的小孙女紧紧贴着她,谁抱都不肯。“我有时候还真有点害怕,儿子是我一手培养的,现在孙女看起来也要我一手带大,等孙女再大点,他们父女会是种什么感情呢”
毛阿姨有时也会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一代失去太多,所以才把太多照顾和希望给予了儿子这一代,以至于拥有太多的他们已对下一代没有了需要“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比起尚且对下一代到来还无知无觉的陈铭,1979年出生的柴晓怡虽然还没结婚生子,却已提前遇上一群小小的孩子。身为幼儿教师的她,谈起一些孩子,就是两个字——头疼。
柴晓怡在上海博山东路上一家幼儿园工作快五年了,也算得上有经验的了,但她的经验不全是把孩子怎么教得品学兼优,还包括了如何对他们“用强”。
“我也是独生女儿,自己难免也有些娇气。来干这个工作前,作过一些心理准备。但现在一些小孩身上的毛病好像比我们严重,比如说心理承受能力差,而且家庭条件越好,就越经不起挫折。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我们班有个孩子曾在大家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其他孩子笑了,明明没有恶意,她也会大哭一场,甚至开始仇恨别人。”柴晓怡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自理能力也差。总想依赖他人。不少孩子午睡后连自己的被子都不会叠,中班的孩子吃饭还需要喂。而且,遇到事情懒得动脑子,容易放弃。但这并不是说他自己真的不会干这些事。”她指指一个正在整理玩具的男孩,“你看,他现在整理得挺好的,可如果这会儿他妈妈来接他,他就会把玩具一扔,让妈妈帮他。”
说话间,柴晓怡开始上课,她问孩子:“小朋友你们谁生过病呀”“我!”“我!”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生过病呢有过的举手。”这一次,举起的手掌稀稀落落。“我爸爸妈妈不会生病的。”有个孩子大声说。柴晓怡回头向记者意味深长地笑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回报意识比我们弱,觉得人家帮他们做事情是应该的,所有得到的东西也是应该的。”
不管怎样,柴晓怡最后还是掌握了主动权,比较成功地“控制”住了这群孩子。相比之下,另一位独生女、做小学教师的车璐雅的处境就显得有点糟糕了。
生于1981年的车璐雅,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普陀区一所中心小学做语文老师。这也是她从小的理想,但这份期待已久的工作,她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一些小孩实在太恐怖了,才丁点大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小时候,虽然在家里比较任性,但看到老师还是很害怕很听话的。可现在的一些孩子,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对象。”车璐雅告诉记者,就在上周,班级里测验,她发现有个女孩子拿出书来偷看,当时她就把书没收了,没想到这个八岁的小女孩当场就站起来拍着桌子说冤枉了她。
“哪有学生对老师拍桌子的我都愣了。我忍住火气说,我观察你好几分钟了!她就是不承认,还拉着我去找别的老师评理,很凶地指着我说,‘她凭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不就是个穷老师吗’我便忍不住跟她大吵起来。”一旁的老教师都劝车璐雅,别跟一个小孩子计较。车璐雅说,她那时候特别想哭。
“这孩子显然是在家里没听过一句重话,觉得人人都得听她的。后来第二天她在家长的陪同下来跟我道歉。她的态度很冷淡,我的态度也很冷淡。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记恨她,但她真的伤害到了我。”
和车璐雅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黄菊珍老师已教了近30年的书。、她也有一个跟车璐雅差不多大的女儿,她缓缓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孩子的确越来越难教,师生关系也从以前那种长幼尊卑变成平起平坐。一些孩子在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不信任老师和学校,一些孩子还觉得老师又穷又无能。“但回过头来说,我们做老师的也的确要自我检讨一下。一些年轻的老师自己还是个孩子,大多还是独生子女,也没受到什么挫折,虽然在有些知识背景方面他们比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要强得多,但在德行育人上,他们还需要磨炼。”
车璐雅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了,因为她说自己害怕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糟糕过,来这里跟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相处得很好,我本来还以为跟上一辈有‘代沟’,其实是和那些小孩相处不下去。我接受不了这样老是受气的生活。我的爸爸妈妈也心疼我,希望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一年坎坷的教师生活还是让车璐雅长大了不少。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在他们身上常常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会觉得很后怕——因为知道谁也不会让步或改变。”好在她说通过这些事自己已慢慢学会了退步和相让,并能时常自律,不再轻易任性了。
“你没有实力,就别拿年纪来压我”
25岁的何静是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的职员,不久前她加入了上海市有关方面发起的一个志愿者组织,时常在闲暇时参与一些与青少年有关的活动。
“做志愿者的初衷也是想磨炼一下自己,让自己能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增长经验。毕竟我们这代独生子女从小到大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社会经验太少了。”何静腼腆地笑笑说。
半年前在一个中学生夏令营里当辅导员的经历,让她记忆犹新。短短几天里她领教了一些十来岁孩子的过度自恋和自以为是。
有个男孩几乎从来都是冷眼看人,他的口头禅是:“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全体营员拍合影时,别人都忍受着阳光的炙烤,在摄影师的指挥下调整队形,惟独他躲在树荫里,皱着眉头向何静做怪脸:“怎么有这种事你们怎么考虑的这是不合理的!”
“其实去那个夏令营之前,我是想好要包容和谦让他们的,因为我比他们要大,他们毕竟是孩子,而且我能理解是什么造成他们这样的个性,因为我也是这样长大的。但后来发现我错了,一些孩子不会体会他人的善意和宽容,有的还会倒过来嘲笑你很蠢。”
何静还说起一件事:她无意中发现有几个女孩违反夏令营规定偷带了手机。何静没去告诉总指挥,因为违反营规就要被处罚。她让那几个女孩暂时把手机寄存在她那里,等夏令营结束了就还给她们。“到了结束的时候我偷偷把她们几个叫到一边,把手机还给她们,自己还觉得帮了她们,谁知其中一个女孩接过手机一把扔在地上,然后说我把她的手机弄坏了,要我赔,而另外几个也居然对那女孩的父母作证是我故意弄坏的。”
何静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她说,虽然最后那女孩的父母没让她赔手机,但那女孩得意的眼神让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几个孩子的年龄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她们真的很聪明,很早熟,完全超过了你的想像。”何静说经过这次教训,她开始更多地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同事来对待”,“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一不小心,你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事实上,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也的确没把他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当作一回事。13岁的初二学生杜星纹丝毫不承认自己会比上一代人差。她刚上初中,就发育得很好,个头超过1.65米,讲起话来也透出老练。她功课门门优秀,还是班长,学校开联欢会,她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从言谈到仪态,颇有几分专业水准。对自己“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成”,星纹觉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
“我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说现在是竞争社会,只有读好书才会有出息,将来才能赚钱过上好日子。他们还说女孩子一定要靠自己。所以我一直很用功,我相信我会比别人强。因为,这个社会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是骄傲的表情。
星纹认同强者,这也许还与她打游戏的经验有关。在她钟爱的虚拟世界里,年龄、性别、职业都没有意义,实力才是睢一的评判标准。“我最烦人家说,你小,我让你,我不需要别人让我,有本事你就用手段来赢我,我不会在意你是大我十岁还是小我十岁。你赢我,我就服你。你没有实力,就别拿年纪来压我。”
孤独的伤害
1978年出生的中学生杂志编辑阿格表示,和一些比他小上十岁左右的孩子相处起来也并不总是愉快。给他们打电话约稿或者通知开会时,他总是很热情,可有时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没那么热情,“哦,知道了。”或者“啊,我最近没空”。且不懂得说“你好”,甚至连句“再见”也不讲就挂了电话。“哪像我们当年,接到编辑的约稿信,激动得不得了。”
更让阿格烦恼的是;“我没办法相信一些孩子。”因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孩子来稿自称文章是原创的,阿格满怀喜悦地加了精华,在杂志上发表,可很快就被揭发是抄袭之作。阿格和他的同事们恼恨不已,在论坛上一再重申“抄袭事关写作者的道德底线”,并搬出“抄袭者一经发现即删ID”的撒手锏,以“杀一儆百”,可还是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明明抄了,还发帖说“我写得好辛苦”、“写得泪流满面”。
事实上,一些孩子并不相信成年人。“大人欣赏的只是大人定出来的标准,什么题材是优秀的,什么行为是端正的,我们照做了就是好孩子,不照做就没有好处。”12岁的于漱秋说。
于漱秋是一名小记者,他的文章得了不少奖。他毫不讳言能得奖都是因为有“针对性”,会事先揣测什么样的题材和内容会让成人评委感兴趣。当记者请他拿篇最得意的文章看看时,小漱秋犹豫了很久,但看在刚才记者帮他冲过游戏“生化危机”一个难关的份上,他翻出了一本很旧的本子——似乎是他的周记本,在很多得优的文章中,只有一篇不长的文章没有评分,题目是:“欺骗与孤独”。
讲的是有个周末,在街上闲逛的于漱秋故意骗了一个想让他指路去医院的老头。文章的末尾,他这样写道:我是故意骗你的。这让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就在刚才,我还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在,却好多了。于漱秋那位26岁语文老师对此文的评语是:逻辑混乱。应多描写积极向上的生活片断。
翻看下去,于漱秋便按照要求描写了许多积极向上的生活片断,并得了优。“我知道老师也不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我和理解我,我们念书念好了只是他们的工作任务,按他们的要求做,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漱秋笑着对记者说,末了,这个小孩还老气横秋地加了一句,“现实点吧,这就是生活。”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因为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使得他们与上一代有了一条价值鸿沟,那么在今天,他们与新形成的一代独生子女,虽同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却为何也有种陌生的理解障碍呢
在不远的未来,在许多领域都是独生子女担当骨干的中国社会里,这样的独生子女又该怎样领导那样的独生子女,让国家继续保持着一种超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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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写出有感染力,吸引力的故事文案

注:故事是一种美丽的包装,当文案穿上故事的外衣,便更容易进入用户的心智,左右用户的情绪。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先不要雇人去收集木材,而是要激起人们对大海的渴望。”如果你想激起人们对大海的渴望,最聪明的方法是给他们讲个关于大海的故事。

故事是一项高明的沟通策略
文案的本质是沟通,而故事则是一种高明的沟通策略。从一万年以前的洞穴岩壁,到今天的IMAX电影银幕,成千上万的故事在流转、传播,催动着人们情绪的共振。

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环境下,“有故事感”的文案拥有比普通文案更强大的传播力, 它们利用人类对故事的天然喜好,消解了用户对广告的排斥感,以一种更巧妙地方式吸引用户眼球、走进用户心智,并且有更大的几率留存于用户的记忆中,不被滚滚袭来的信息洪流冲淡。

怎样写出有故事感的文案?
故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有大量书籍会教你如何去讲一个故事,比如构建“背景、触发、探索、意外、选择、高潮、逆转、解决”,但这些标准更像是对小说家的要求,超出了商业文案需要考虑的范畴。

想要写出“有故事感”的文案,往往需要“舍其骨骼皮肤而留其魂魄”,商业文案没有小说的篇幅供你挥洒,只能保留故事最吸引人的部分。

1、洞察锐度:好故事身上带刺
不痛不痒的叫事实,尖锐扎心的才叫故事。有锐度的故事可以赋予文案穿透力,像针一样扎进用户的心智中,而锐度则源于精准的洞察。

大部分文案对故事的理解就是人物、情节、环境,然而即便具备了这些要素,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写出一个完整但平庸的故事。比如,如果要给一间健身房写宣传文案,勾起用户管理体型的欲望,你会怎么写?

A文案:

Lily, 25 岁,健身 365 天,甩掉 20 公斤。

B文案:

Lily, 25 岁

2016 年体重 70 公斤,绰号“胖妞”;

2017 年体重 50 公斤,人称“女神”。

两则文案相比,A文案虽然也具备了故事的要素,但相比 B文案就缺少了锐度——一根能刺中用户痛点的“刺儿”——肥胖带来的人际交往伤痛。

文案大师威廉·伯恩巴克在“甲壳虫”汽车的一则文案中写到:

我,麦克斯韦尔·斯内弗尔,趁清醒时发布以下遗嘱:

给我那花钱如水的太太罗丝留下 100 美圆和 1 本日历;

我的儿子罗德内和维克多把我的每一枚 5 分币都花在时髦车和放荡女人身上,

我给他们留下 50 美圆的 5 分币;

我的生意合伙人朵尔斯的座右铭是“花钱、花钱、花钱”,

我什么也“不给、不给、不给”;

我其他的朋友和亲属从未理解 1 美圆的价值,我留给他们 1 美圆;

最后是我的侄子哈罗德,他常说“省 1 分钱等于挣一分钱”,

还说“哇,麦克斯韦尔叔叔,买一辆“甲壳虫”肯定很划算”。

我决定把我 1000 亿美圆财产全部留给他!

在通过一则幽默故事,不仅传递出“甲壳虫”汽车的物美价廉,也勾勒出一个节俭明智的车主形象。这则广告文案即使放到今天都不免有剑走偏锋的意味,但正是这种有锐度的文案,可以刺进目标群体心中,建立起“甲壳虫”汽车可爱、调皮又实用靠谱的差异化形象。

2、反差设定:卸下平庸的枷锁
一个一本正经、工作认真的大叔,和一个穿粉色卡通T恤的一本正经、工作认真的胡茬大叔,哪个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显然,后者更容易成为同事们当天的社交话题。

反差所带来的惊喜、萌感、泪点、新鲜感,可以让故事文案变得妙趣横生。在营销信息泛滥的今天,平庸的信息只有被消费者的大脑过滤掉的命运,而具有反差设定的故事则能引起他们的触动。

如果你要为一个位于海南海边的别墅项目撰写文案,你会怎么写?揽胜是这么干的:

张局长 膀大腰圆 声如洪钟 都说他长得像一座铁塔 可是 哎 就是太白

许总 身材娇小 但办事雷厉风行 说一不二 也许是因为太白 人送外号铁娘子

阮经理 常常在会议桌上拍案而起 怒目圆睁 气势逼人 但…啧啧 就是太白

文案用几个词语勾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且形象中存在极大的反差。以成功男士在职场的阳刚对比其皮肤白皙带来的阴柔感,以此引出海边别墅能给他们带来改变,即核心信息 “助你更黑”,“黑”同时暗含“厚黑”之意,值得玩味。

同样的,最近东京电视台一组介绍参选议员的文案火了,为什么这组文案会让人觉得很有趣?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文案中都使用了“反差人设”这一技巧:

有骨气却患有骨质疏松、创办了旅游杂志自己却弄丢旅行护照、倡导取消宠物安乐死但自家的宠物差点离家出走……这些文案都是以一个严肃、宏大的设定,对比一个逗比、生活化的设定,形成较强的反差,让故事人物更加立体,布满槽点,更容易引发公众的讨论和传播。平面化、脸谱化的形象大家早就司空见惯,反差感则会给人惊喜。

3、善用 “原型”:拨动用户心理共振
这世上故事的数量如恒河之沙,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为数不多“原型”中演绎而出。了解这一点,对写出能够引发用户共鸣的故事文案非常重要。

“原型”(archetypes)理论由瑞典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

它是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迹或记忆痕迹,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每一个原始意向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有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快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

“原型”理论体现在故事写作层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几乎所有韩剧的“原型”都是灰姑娘辛迪瑞拉的故事,同样的套路反复不停地打动观众,可以轻易激起 13 岁到 73 岁女性观众的共振。

同样的,“大卫与歌里亚”的故事则是无数屌丝逆袭故事“原型”,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击中了力量无穷的巨人歌里亚,并割下其首级,这样“原型”故事在后世无数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逆袭故事中得到反复演绎。

拥有“原型”的故事,打动用户的门槛更低,因为它们可以激起其心理中原本就存在的情感经验沉淀。如果在 “原型”的大框架下加入上文提及的“反差设定”,则更能够获得年轻群体的喜爱。

台湾 104 希望基金拍摄创意短片“不怎么样的 25 岁,谁没有过”,讲述了著名导演李安 25 岁时的简历被各企业高管痛批的故事,李安的简历评价为“HR不会通过”“第一瞬间就刷掉了”,却在多年后获得两次奥斯卡金像奖。

这个短片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其“原型”就是一个逆袭故事,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引发用户的共鸣。

4、情绪诱饵:扣动用户情绪的扳机
坏文案讲道理,好文案讲故事。故事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更容易感染用户的情绪,让用户产生情绪投射,产生代入感。

如果产品和品牌决定以情感诉求的方式去说服用户,那么故事就是一种好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最能引发用户共鸣呢?从营销的角度看,能够打动用户的故事不需要情节跌宕离奇,而需要充满情绪的诱饵,而真实,就是最有效的诱饵。

新世相在《 45 个关于爱与钱的故事》一文中,分享了一系列粉丝故事:

四岁,我爹给我五块,让我去商店买包四块五的阿诗玛。剩五毛让我买了包麻辣牛肉干。回去被训了一顿,那包牛肉干放到漏气都没有让我吃。五毛钱让我记住什么叫契约精神。

当年北漂在昌平租房,退租时被二房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扣押金,我和男朋友很需要那几百块钱。我靠在门上,不退押金就不让房东离开,撒泼耍赖,最后还是男朋友抱着我让房东走了。出来后,我和他在马路上抱头痛哭。他心疼我,我心疼钱。

这样的小故事并不以情节见长,有的甚至毫无情节可言,但却贵在真实,离普通用户的距离近,因此也充满情绪的诱饵,让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更容易激起情绪的波动。这也是目前UGC故事越来越流行的原因,新世相已经通过粉丝故事征集创造出数十篇 10 万+文章。

5、感官细节:让故事拥有镜头感
“别只是描述老妇人在嘶喊,而要把这个妇人带到现场,让观众真真切切地听到她的尖叫声。”这是作家马克·吐温曾的写作准则。细节是衡量一个故事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也非常考验文案的功底。

充满细节的故事文案自带“镜头感”,更容易被用户的大脑接收,感染力也会更强。如何才能写出有“镜头感”的文案?一个技巧是,那些容易激起用户感官反馈的细节,能让故事更鲜活。

比如“有人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塞满冰块的浴缸里醒来,发现自己的肾脏被摘”,这样充满细节的故事,让人似乎听到了浴缸里冰块摩擦的咔嚓声,皮肤似乎也感受到刺痛的寒意。这类充满“镜头感”的文案充分调动了人们的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令人难以忘却。

蚂蚁金服在一组品牌海报中,就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勾勒出一群形象各异的用户形象, 45 岁的养蜂人、 33 岁的面馆老板,文案通过“更甜的槐花”、“地道的重庆辣子”等细节文案,让人物形象和故事变得真实起来。

结语:

会讲故事的人控制着这个世界。故事是一种聪明的包装,一种有诚意的造作。当营销信息披上了故事的外衣,就获得了进入用户心智的钥匙。有锐度的洞察、有反差感的设定、对“原型”的有意识利用、真实的情绪诱饵、具象的感官细节,这五个关键词的妥善运用,也能让故事从干瘪走向丰满,更容易赢得用户的关注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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